历史文化名城淮安，位于淮河下游，“交通灌溉之利甲天下”。至秦汉，淮阴城已是南北襟喉，江淮要冲，“淮阴市”更是闻名遐迩。隋代通济渠引汴入淮，枕河近海的楚州日益繁盛，被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誉为成为“淮水东南第一州”。宋金对峙，以淮河为界，于盱眙、泗州分设榷场，开展边贸，盛极一时。元代建都大都，运河改道北上，淮安依然为百货辐辏的大都会。明朝永乐年间，平江伯陈瑄浚通清江浦河转运漕粮，南船北马，九省通衢的清江浦崛起为通商大埠，至清朝乾隆年间达到鼎盛。清末因为漕运停废、盐政改革、黄河北徙，铁路绕道等原因，淮安商业受到巨大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淮安商业逐步复苏，改革开放以来，迅速振兴，不断实现新的跨越。
淮安商业伴随着历代政权的更迭，中国漕运的兴衰，两淮盐业的起落，呈现出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浓郁的地域色彩，探究淮安商业文化对弘扬“包容天下、崛起江淮”新淮安精神，加快淮安苏北中心城市建设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淮安商业的兴衰不仅与历代政权更迭以及“抑商”或“崇商”政策相关，更与运河开凿、漕运兴废，盐政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综合河、漕、盐、榷、工、商、市等各方因素，淮安商业发展大致可分为萌发期（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成长期（秦汉至南北朝）、繁荣期（隋唐至元代）、鼎盛期（明清）、衰落期（清末至民国）、振兴期（新中国建国后）。
一、淮安商业的兴起时期（先秦至南北朝）
水陆要冲为淮安商业发展奠定基础。古淮安境内河道密布，湖泊众多，地势平坦，草木茂盛，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青莲岗文化。早在距今约在6000至7000年淮安先民就开始种植稻谷，部落之间有了物物交换。到了古徐国，逐步出现了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和居间的商人。春秋末期，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长江北岸修邗城，凿邗沟，引江水北上，直抵淮河南岸的末口（现位于淮安区淮城镇新城村北侧），全程约190公里。南北水运航道与淮河交汇于淮安，南北运口成为当时水运交通的枢纽”，加之陆上干道“善道”经淮安境内（大致从青阳、经今泗洪半城、然后过淮河，经穆店、盱眙旧铺、天长汊涧南下到达南京江北岸）通达南北，为淮安商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修筑驰道，陈登则筑邗沟西道，江淮交通更为便捷。在淮安境内数以百计的秦汉时期的古遗址中，有不少制陶、冶铁、织布、酿酒等方面的实物或图案，在一些古遗址和屯田区还出土了大量货币，有的达到数百公斤，这些充分说明当时商业有了很快的发展。夏商周时期，淮安是淮夷、徐戎活动之地。《兮甲盘》铭记载西周关市之征，铭文中说：“淮夷旧我帛晦(贿)人，毋敢不出帛、其积、其进人。”就是说淮夷必须向周王朝交纳吉金和财物，以及提供劳动力，否则就要讨伐。
“义利兼顾”的淮商文化出现雏形。相传东周时期，管仲、鲍叔牙都是齐国著名良相、政治家，两人自幼相处，情同手足。皆因家境贫寒，从事小本买卖养家糊口。他们来到商贾云集、酒坊密布的古泗州从事酒水贩卖，收入渐丰后便以此为业。但不管赢利多少，二人都到一僻静处平分。有一天，二位先贤意外拾得金条，苦寻无主后管鲍认为，“天赐金，焉私分，当遗于民”，旋即分黄金与当地南北两乡村民。后人感念管鲍的分金精神，自筹钱款于明代万历年间在盱眙管镇镇街西约50米处建分金亭。体现了古淮商“义利兼顾”的文化品格。
淮盐之利初步显现。自1954 年在盱眙与泗洪交界的下草湾发现古生物化石以来，考古学家在该地区陆续发现古猿及古人类的化石，从那个年代起人们已经开始食盐。夏、商、周三代，盐在产地征税，或作为土贡上缴国家，由民众自由开采运销贩卖。迄至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管仲为相，始对食盐生产、销售和买卖加以管理，开中国盐法之先河。汉初吴王刘濞在淮河南岸“煮海水为盐”，自白蒲（今如皋境内）至黄浦（今淮安区、宝应县交界处）筑堰五百里，护盐通商。“以故无赋，国用富饶。”。汉景帝三年（前154）正月，刘濞起兵广陵，西渡淮，那时淮阴人枚乘任吴王濞郎中，曾对比汉、吴情况感“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
形成控扼淮泗咽喉的城镇群。两汉时期淮河流域一直是朝廷物资供应的主要产地，淮安境内秦汉时期的古遗址考古表明，当时制陶业、冶铁业、纺织业、酿酒业已十分发达。控扼淮水、泗水咽喉的淮阴城与淮泗交汇处的泗口镇、邗沟入淮末口的北辰镇，同为南达长江、北达河济、西出中原、东出黄海之枢纽，三位一体，相互往来，共同构成了淮水下游的最大城镇群。而淮阴故城居中策应，襟带二口，并西控长淮，最为繁华。泗口作为交通咽喉，由河入淮，或由淮入江，此其必经之地，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四百年间成为南北对峙的军事重镇。淮阴城内有官府在指定的地区设立并由官府管理 “市”，用于货物聚集和商品交易。当时的“淮阴市”名闻遐迩，商业异常繁荣，是先秦古籍中所能见到的少数几个“市”之一。此时期，淮安城镇的饮食业也已十分发达，淮人枚乘所著《七发》中罗列出一份食谱，历史学家认为，《七发》中的这份食单，当是江淮一带上流社会饮食生活的一种反映。
二、淮安商业的初步繁荣期（隋唐至元）
南北朝以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从黄河流域转移到江淮流域。隋大业年间，大运河凿成，淮安则成为漕运重要孔道。唐初，涟水成为全国四大盐场之一。楚州（今淮安）、泗州（今盱眙县城对岸）成为运河沿线的两座名城，淮安商业由此进入一个繁荣的时期。元代实现了国家的空前统一，期间先后开挖了“洛州河”和“会通河”，把天津至淮安之间的天然河道和湖泊连接起来，并南接邗沟和江南运河，直达杭州，促使元代淮安商业得以继续繁荣。
成为全国粮食集散中心。唐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两淮成为唐朝的重要粮食基地。北宋统一后，社会安定，淮安的种植业得到长足发展。唐朝肃宗、代宗时期，陆羽著的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商品学专著《茶经·七之事》就有“山阳南二十里，有茶坡。”的记载。同时盐业也十分发达，丰富的物产为淮安的商业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苏门四学士”之一，楚州淮阴人张耒曾描绘过淮河、 运河交汇处的盛况: “ 南商越贾, 商帆巨航, 群行旅集。居民旅肆, 烹鱼鲡酒, 歌谣笑语, 联络于两隅。”
唐代漕粮，愈益以江淮为重，朝廷组织数千漕船，年运百余万石江淮租粮北上。高宗以后，每年通过汴河运至关中的粮食约增至二百万石，最高时达四百万石。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任命刘晏接办漕运。他将全程分成四个运输段，建转运站。江淮的粮食因此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长安，每年运量达四十万石至一百万石，解决了粮荒还有所储备。而改进转运法后，使得位于通济渠入淮汴口的泗州，位于淮扬运河入淮处末口的楚州，成为漕运要津，并迅速繁荣起来。
北宋时期，年漕运量达到漕运最高额，名臣范仲淹就曾任楚州粮料院监司。公元981年始规定，汴河岁运江淮岁米300万石。到公元995年，增加到580万石。公元1008年，达700万石。景祐三年（1036），朝廷“诏知真、楚州自今并兼管勾催遣纲运事”，当时发运使（漕督）在楚州设有行署，以淮南转运副使常驻淮安。常驻北神堰为漕运服务的士兵计有五至七万余人。特别是漕船“回空载货”，为楚州、泗州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当时楚州、泗州设有堆垛场和转搬仓，这是楚泗地区商品贸易繁荣的又一重要标志，当时的大宗商品不仅有粮食、食盐，还有药材、丝麻、竹木、酒类等。
成为全国食盐集散中心。唐宝应元年（762），著名的盐铁使刘晏，在淮南、北设四场十监，涟水海口盐场为“四场之首”。在涟水漕运津要设盐仓坨（露天盐堆），以接收运淮北盐，这是淮安作为盐业集散中心地位的最早记录。宋朝建立完备的食盐专卖制度。北宋建都汴梁(今开封)，盐运量创历代封建王朝之最，有资料记载，楚州“岁鬻盐四十一万七千余石”，涟水岁产盐“十一万五千石”，后来有所增加。
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开凿北起海州（今连云港海州区），南达涟水入淮的盐河，为此，淮北盐运大兴。天禧元年（1017），海州的板浦、惠泽、洛要三个盐场，每年运销食盐四十七万七千余石。盐业运销也模仿漕运模式，依赖漕运机制和利用回空漕船。在涟水建海盐转搬仓，涟水仓专接收海州、涟水生产的盐。为了保证淮北盐的运道畅通，朝廷于熙宁年间（1068年 - 1077年）开浚支家河，由海州经涟水城西十五里至楚州河北镇入淮河，赐名“通涟河”。
元初，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旅行至淮安，在其游记中称: “应知此城制盐甚多，供给其他四十城市之用，由是大汗之收入甚巨。”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江南盐一引增至一百五十贯，造成官盐既贵，私盐愈多。元惠宗至正年间（1341～1368）虽罢食盐抑配，然民困已深，祸机已伏，两淮盐贩张士诚与其他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元朝遂亡。
淮水东南第一州：楚州。早在唐朝的时候，淮河就是我国重要的通海孔道。东邻朝鲜、日本等国与中国政府正常交往，往往都是从淮河进出，特别是民间文化、经济贸易、交通运输方面，出入淮河更加频繁。楚州又处在古运河与淮河交汇处，交通十分便利，加之经济富庶，是沿海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很自然的成为一个港口城市。对外商品贸易很兴旺，日本、新罗、大食等国商人都到此贸易。并建有“高丽馆”、“新罗坊”使臣客商提供便利。日本圆仁和尚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日本国19次遣唐使，有11次从楚州港出海归国。
唐代开元年间，天下州府按大小地位，分为“四辅、六雄、十望、十紧”，楚州位列十大紧州之一，为全国性的大城。北宋时楚州地位应比唐代有所上升。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王安石推行市易法，于汴京设都市易司，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并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息金。楚州市易务的设立，在全国尚属首批，此事反映了楚州当时在全国经济地位的重要性。熙宁十年（1077），中国商税超十万的城市有三个：杭州（十七万三千贯）、汴京（十五万三千贯）、楚州（十一万三千贯）。
东南之户枢、中原之要会：泗州。泗州城南临淮水，西靠汴河，有“水陆都会”之称。唐开元年间，徙泗州府于临淮县（今盱眙县城淮河对岸）。从泗州通过淮河、运河、汴河和长江，可抵南京、开封、洛阳等重要都市。泗州城地处南北要冲，州城规模较大，汴水穿城而入淮，因此，泗州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漕运中心，商贾云集，辎铢喧闹，辉煌了900多年。南来北往的豪商巨贾则“多游利于此”。边塞甚至外域的 “越商胡贾”都来此经营。城中还设有大型的中转仓，闽越和江淮地区漕粮及其贡品，多到此卸货回程。泗州还设有淮口盐铁院，由中央派出的盐铁官掌管江淮海地区的盐铁经营。
明代，泗州城城中船舶如流，店铺林立，商贾蚁集，更为繁盛，其鼎盛的原因除了经济原因外，还有一个重大的政治背景，即朱元璋的祖陵建其北侧，每年的各类“祭祀”活动使泗州城成为朱明王朝的“行宫”，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黄河夺汴入淮，泗州城遭没顶之灾，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全城彻底被泥沙埋没。
宋金对峙时淮安成为边境贸易之地。南宋时期在和金兵作战过程中，宋高宗听信谗言，强令退兵，与金人签定了“绍兴和议”。宋朝每年向金敬恭白银25万两，绢25万匹。为了按时交纳“岁贡”，宋朝在宝积山建立了币库。按照规定，每年春季，把岁币，送到淮河对岸的泗州城。
宋金和平期间，于绍兴十二年（1142）分别在盱眙、泗州等地设榷场，即贸易市场，互通有无，获利甚丰。南宋输入金国的商品以茶为大宗，每年值银三十多万两。其次是木棉、虔布、沙塘、陈皮、香草、檀香、犀角、象牙、杂货等。金国输入南宋的商品主要是北珠、药材、丝绵、绢、棉、盐等，大商人有贩北珠至数百颗者。两国商人在榷场互市，每交易千钱，各收五厘入官。“南北贸迁，凡物与土产无异”，也就是说中国南北的一切商品，当时都是如同“土产”毫无稀罕之处，这反映了当时商品丰富的程度。
淮安美食佳酿闻名天下。唐宋时期许多著名诗人游历淮安对淮安美食佳酿赞不绝口，留下了许多千古篇章，如“螟投淮阴宿，欣得漂母迎。斗酒烹黄鸡，一餐感素诚。”（李白《淮阴书怀寄王宋城》） “三年京国厌藜蒿，长羡淮鱼压楚糟。”（苏轼《赠孙莘老》）“淮白须将淮水煮，江南水煮正相违……饔人且莫供羊酪，更买银刀二尺围。”（杨万里《初食淮白鱼》）“食鱼何必食河鲂？淮浦雪鳞更腴美。”（梅尧臣）
南宋建炎年间，巾帼英雄梁红玉与丈夫韩世忠一起镇守淮安，被金兵围困淮安城中，粮草不济，以蒲根充饥。为此，蒲菜不仅成了抗金菜，后经历代名厨改造，遂成江淮名菜之一。
北宋年间有“清淮酒”，相传为造酒师王九传法于山阳。大诗人梅尧臣有诗曰：“上字黄封谁可议，偷传王氏法应真。清淮始变醅犹薄，句水新来味更醇。”（《依韵和正仲寄酒因戏之》）所谓“黄封”即皇家封条，可见“清淮酒”已成为贡品，因“清淮酒”产于当时楚州，故又称之为“楚醅”。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