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淮安商业的鼎盛时期（明清）
明清时期置淮安府，府治山阳（今淮安区），时为今江苏省长江以北境内两府之一。明永乐年间，平江伯陈瑄主持朝政，开凿清江浦，推进“支运”制度，淮安漕运又兴。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将开中法变为折色法，西富豪巨商纷纷来淮。随着户部分司公署、河道总督署、漕运总督署设置淮安，淮安一度成为全国漕运指挥中心，漕粮转输中心，全国漕船制造中心，黄、淮、运河治理中心，淮北食盐集散中心。
漕运与明清淮安商业。夏秋之交，南方各省粮船都停泊于淮安城西运河，以待盘验。就清后期而言，仅江苏苏松道、浙江、江西、湖南、湖北通过淮安漕船计有 2659只，运丁计有26590人。此外，还有众多的催攒、押运、领运官员，以及防河官兵等。这些数量巨大的运丁及众多官兵多在淮安停留，给淮安带来很大商机。
为了保证漕粮能顺利运达京师，官府体恤漕运旗丁，漕船除了运载粮食外，还允许携带一定数量的土特产，即土宜。漕运所带来数量巨大、品种繁多的土宜，使淮安很快就形成了农产品、棉纺织品、丝织品、油类酒类、干鲜果品、纸张、竹木藤器、铁铜器等种类齐全的商业市场。
成为天下粮仓。据文献记载，从江南运往北京的粮米，每年都要达到几百万石以上。清代顺治初年，每年可达300万石，“居天下强半”。 明代永乐年间为了便于贮存、转运粮食，在山阳县清江浦设立常盈仓，后改建为丰济仓。清代顺治皇帝钦定建造丰济仓，当时江淮各地的400余名木瓦工匠、20余名技术人员倾力而为，耗时14个月最终建成包括库房、马房、住房在内共计500余间。丰济仓成了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粮仓”。
漕帮：创立于淮安的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帮会组织。漕帮又称粮船帮、清帮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帮会，雍正四年间翁岩、钱坚及潘清三人所创。
雍正二年，帝通令各省，挂榜招贤办理漕运。三位清门祖师于雍正四年揭下皇榜，创立粮运之道，水路运粮主要是以通州至杭州这段航程，共立帮头一百二十八帮半（淮安有淮安头、淮安二、淮安三等三帮），七十二个半码头（淮安有“清江浦石码头”），粮船亦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只半，帮众数以万计，而其中所谓的半码头，指的是专做南北杂货小买卖用的码头。后因海运兴起，漕运没落，于是大批青帮弟子进入上海，才出现了张啸林、黄金荣、杜月笙上海滩“青帮三大亨”。
成为南船北马的转动枢纽。淮安在明清时期成为贡道转轴，“漕政通乎七省”的漕运总督驻节之地，从而成为漕运的中枢 。江南源源不断的物资船运抵淮安后，无法继续北上，只有改为车马陆运（乾隆间在淮安设马号，北达京师，计程“一千八百六十四里，为站有十八”）；大量的北方人士乘车马抵淮安，换乘船只优游南下。 “船一靠岸，千车万担”（光绪丙子《清河县志》），清江浦的石码头被称为“九省通衢”而名扬全国。淮安“南船北马”局面的形成，不仅促使各色人等的汇聚和南北物资的会通，还促进了以“码头”为中心的大众娱乐文化的发展。
造船业领先全国。明永乐（明成祖朱棣年号，1403年—1424年）年间，平江伯陈瑄创办了全国规模最大的清江漕船厂，厂房工棚达23里，集中了6000多精良工匠，在其后55年间共造船27332艘。明代，淮安清江浦的造船业领先于全国。
成为全国漕运和河道管理中枢。淮安，扼淮牵运，明清时漕运总督驻节，为漕运中枢；黄河夺淮期间，为黄淮运交汇处，是治理关键和总河驻节之所。康熙三大要政中，漕运、河务，淮安居其二；淮北盐集散中心，著名税关淮安关所在。
为加强京杭大运河的管理，明王朝在淮安专门设立了漕运总督府。清王朝建立以后，除继续在淮安设漕运总督府外，康熙十六年（1677年），又把河道总督府从山东济宁（时称“北清河”）移置到淮安清河县（时称“南清河”）。漕运总督府是统掌全国漕运的最高机构，机构设在山阳（淮安府治所），漕运总督府的最高长官为总督，官秩从一品，总督府的机构庞大，文官武校及下辖官兵有两万余人。河道总督府负责督办全国黄河、运河堤防、疏浚工程等，最高长官是河道总督，官秩从一品或正二品。从地理位置看，漕运总督府与河道总督府相距不到三十里。当时，全国行政区域划分有九个总督府，然淮安一地有两个总督府，故时有“天下九督，淮居其二”之谓，也提高了淮安府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
天下盐利淮为大
元明清三代因政治中心北移，遂普遍使用海盐。海盐比池盐、井盐便宜，且品质优良。海盐之中又以淮盐的品质最优。淮安是淮盐的生产地，盐河两岸布满了盐场，大量的盐商来淮安购盐。
设立分司 管理盐务
明初，两淮盐运使司分设3个分司。涟水处于淮安府属各盐场的适中位置，对各盐场的管理、收税、运输比较方便。因此，明初即开始在这里设立淮安盐运分司，管理这里的盐务。淮安分司所属十个盐场所产之盐，特别是淮北盐场每年有几十万引食盐，“淮盐以五百引起票，非七八千金不办，川盐则计近不计引。”引是盐质量计量单位，1引为400斤。这里是官府管理盐业和商人经营盐业的运销首选之地，成了淮北盐的第一个集散中心。
安东盐商，颇多建树
明代淮安分司驻于城安东城内，“百万盐策辐辏于此”。盐商捐资建砖城，筑堤坝、修祠宇，办义学，颇多建树。说到筑城就不能不提到盐商大贾，造城所耗巨资盐商捐资占半，为13400两。明时淮盐行销天下，盐运的利润空间让商贾趋之若鹜，陕商、晋商、徽商一时云集。“淮北盐贾集于安东者每岁不下二十万”。
河下建所 批验盐引
淮北盐产在各盐场，但都得运到批验盐引所来审查发售。批验盐引所是负责批验淮北行盐引票，检查有无夹带违禁，给商人发放运销的盐货，查缉私盐。后因河下位置十分优越，北部是淮河和支家河，是淮北盐的来路。西部为大运河，是漕运和南北交通的要道。经过乌沙河的连接，运河也是淮北盐出湖下江的通道，所以淮所以及相关的盐务机构如巡检司就设在这里，淮安分司设于涟水城内，工作起来不方便，就在楚州的批验盐引所设一分司行署，参与批验工作。清朝雍正中期，淮安分司全部迁移到楚州，工作起来更加方便。大量的淮北盐运到河下批验和交易，使河下成为淮北盐集散中心。
明弘治年间，官府卖引，由商人自行赴场收运，政府将食盐收买运销之权悉归商人。从此开中法废纲法兴，确定了盐法中的商买商卖的包销制度。
“天下盐利淮为大”，西北盐商和徽州商人纷纷来淮，从事盐业，使得晋商、徽商这两大中国封建社会资本最为雄厚的商帮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崛起。
纳银输币 供给朝廷
两淮盐商年缴纳引价银共35.25万两，余课银计60万两，合计95万余两。《中国盐政史·盐制》中记载：“洎乾隆时，用度奢广，报效例开，每遇大军需、大庆典、大工程，淮、芦、东、浙各商捐输，动辄数十万至数百万。加以南巡数次，供应浩繁，差费取给，出自商捐者居多。”王振忠介绍，康熙乾隆分别六次南巡，花的多是盐商的钱。
尊师崇文，蔚然向学
明清以后，淮安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使淮安成为名震一时的文化之邦。如古典长篇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清“淮南二邱”邱象升、邱象随兄弟，诗人鲁一同，女才子邱心如（弹词《笔生花》的作者），著名诗人及理论家潘德舆，著名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的边寿民，开启乾嘉学派的经学大师阎若璩，晚清经学大师丁晏，考古学家及甲骨文专家罗振玉等，他们犹如灿烂的群星，给淮安古城增添了无限的风采。明清两代，淮安河下中进士者有56人（包括状元、榜眼、探花），有举人、贡生160多人。在历史的进程中，淮安形成了尊师重教、蔚然向学的优良传统，乃至于在科举考试中，出现了像明代沈坤那样的名震一时的状元。
纲盐改票，西坝繁盛
西坝成为淮北盐的集散中心有两个原因，一是与纲盐改票有关，二是地理位置更适合盐业的管理处转销。明万历中实行纲盐制度后，行盐顺畅，并把积欠国家的课额补回来。此法实行两百年后，又弊窦丛生。各种正杂税收的摊派和加征、官员的巧立名目勒索、盐商攫取高额利润等，全都加到盐上，使盐价上升。同时私盐泛滥成灾，私盐一泛滥，官盐便销售不畅。官盐一滞销，盐商便困乏倒闭，不肯继续经营，盐商不肯运销，朝廷额定的盐引积压，盐引的积压，导致朝廷规定给盐政部门的盐课税银任务收不上来，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财政。于是，两江总督陶澍废止纲盐法，创行票盐法，规定凡有资本之民，带资到淮北分司领取盐票，凭票领取食盐，仍按引地行销。因为通往河下的盐河淤塞难行，而新盐河直通洪泽湖。西坝处湖河适中位置，官府便放弃原来的出盐线路，将淮北盐场所产之盐，全部运到西坝，淮北批验所大使也跟着移驻这里，西坝取代河下成为了新的淮北盐集散中心。(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