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商帮文化源远流长，到明清时形成了以“南徽北晋”为代表的十大商帮。商帮的兴起大大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一个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国度里对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近代，随着现代民族实业的兴起，以苏南和浙北商人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家群体造就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最繁荣的长三角经济圈，并形成了现代商会组织。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领风气之先，浙商、闽商遍及全国、走向世界，为各地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增添了重要力量。

淮安作为南船北马的通衢要冲之地，自古以来就是商贾云集之所。特别是在运河经济时代，作为全国的漕运中枢，商业的繁荣呈现出“市不以夜息”的辉煌景象。淮商不同于其它商帮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呈现出“包容开放”的鲜明文化特色。

淮安是一座因运河而兴的城市，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通江淮以伐齐，邗沟北端末口（位于今淮安古城北侧礼字坝）遂成聚落，形成淮安城市雏形。随着水陆转运而日渐繁盛的商业活动也使淮商得以孕育。淮商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与运河相依附，因此，淮商的主体一直是通过运河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客籍商人，这些人因各种机缘来淮经商定居，与当地淮人经历数代融合而共同繁衍生息，使淮商群体得以不断传承壮大。

明清时期由于特殊的经济地理因素，淮商发展中本土对客籍的依附和融合表现尤为突出，客观上强化了淮商文化“包容开放”的内涵特征。自南宋以来，由于淮河流域水系地貌的原因，加之战乱频繁，黄河乏人管理，黄河中下游河道多次夺淮入海。频繁的水患导致原本为鱼米之乡的淮地日渐贫瘠，淮安城市缺乏优良的经济腹地支撑，而只能靠运河漕运维系“孤岛”式繁荣。本地淮人经济实力薄弱，只能依附于从运河而来的客籍商人而维持生计，进而谋求互利共赢。乾隆《淮安府志》记载，“民惮远涉，百物取给于外商，即有兴贩者，白稻、秫麦、菽园蔬、水鲜之外，无闻焉。若盐鹾之利，则借侨寓有大力者负则趋矣”，“富商大贾皆四方侨人主之，土人率以小贾自占逐利，朝夕为糊口计”，“淮人为农者十有六七，趋市者仅十之三四”。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客籍富商巨贾接踵而至，会馆林立、豪宅连云。史料记载，清时淮安著名的会馆有：定阳会馆、浙绍会馆、润州会馆、福建会馆、江宁会馆、四明会馆、新安义所、湖北公所等，几乎涉及当时全国所有经济较发达地区。这些会馆的存在除了满足各地客商经营聚会之需外，也有效促进各地文化与淮安本土文化的交流融合。大批行商主动入籍淮安，淮商的综合实力和群体素质不断提高，淮商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府城内外、特别是清江浦河（今里运河）两岸商铺鳞次栉比、河上漕船商船川流不息。清代戏剧家孔尚任过淮时见此情景感慨不已，写下了“箫鼓欲沉淮市月，帆樯直蔽海门秋”的诗句。南来北往的人流带来无限商机，淮商的兴盛不仅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使淮医、淮菜得以名扬天下，也促进了当地文化教育的繁荣。如作为漕运物资集散地的河下，明清两代出了58名进士，其中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齐全，帝师、翰林比邻而居。特别是诞生了一代文豪、《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淮商对各种文化兼收并蓄的能力大大增强，也拥有了更加博大开放的胸怀。

淮商文化的包容开放性不仅利益于特殊区域环境造成的主客籍商人群体的融合，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植根于淮安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和文明土壤。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淮安青莲岗文化就是江淮流域人类文明的曙光，渔猎和农耕部落之间出现了互通有无的物品交换，催生出包容开放的思想萌芽。夏商周时期，由早期移民构成的淮夷先民创造了可与中原文明媲美的灿烂文化，《后汉书》载其“言仁而好生”。春秋战国时期吴楚文化在淮地交融，宽容开放的人文环境成为四方商人经商乐土。相传东周时期，齐国良相管仲、鲍叔牙年轻时因向往淮地风土人情来到古泗州（今盱眙境内）从事酒水贩卖，一天意外拾得金条，苦寻无主后管鲍认为，“天赐金，焉私分，当遗于民”，旋即分黄金与当地南北两乡村民，后人感念其德建分金亭以资纪念。管鲍分金，既说明了他们对淮人的感恩之情，也体现了古淮商“义利并举、兼济天下”的文化品格。

淮商的对外开放度在隋、唐、宋、元时期达到国际化水准。南北朝以后，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步从黄河流域转向江淮流域。隋代大运河凿成，南北人员物资交流剧增，唐朝政府实行对世界开放政策，国际贸易日益繁盛。淮安由于地处淮河入海口和直达洛阳的运河通济渠东端，成为朝鲜、日本等国进入中国的门户。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日本国19次遣唐使，有11次从楚州港出海归国。作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日本、新罗、大食等国大批商人来淮贸易并定居。由于新罗国有大批侨民在淮从事造船业和航海贸易运输业，唐朝楚州政府专门划定区域，在城北运河和淮河交汇的黄金地段为他们设置了集中经商居住区——“新罗坊”，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航海贸易信息枢纽和人员物资集散地。这些来自各国的商人不仅在楚州贸易获利，而且也得到了淮安人的友好接纳，在淮安居乐业，历数代而习为淮人，淮商至此演化为一支具有国际化色彩的商人队伍。宋代，淮安商业继续繁荣，北宋时名列全国十大紧州（紧要之意）之一，与杭州同时为全国首批设立市场管理机构市易务的城市。对外贸易依然具有优势，楚州“高丽馆”成为当时名胜之地。南宋时盱眙成为宋金边境贸易场所，文献记载其街市货如山积、品种繁多。元代，淮安的商业、盐业及对外交通贸易也很兴旺，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所著《马可·波罗行记》中，记载了“淮安州城”，称其“是一甚大城市”，“其城有船舶甚众，并在黄色大河之上”，“此城为府治所在，故有货物甚众，辐辏于此”，“有不少城市运货来此，由此运往不少城市，惟意所欲”。“应知此城制盐甚多，供给其他四十城市之用，由是大汗收入之额甚巨”。明代开始实行海禁、闭关锁国，淮安海外贸易历史虽画上句号，但淮商包容天下的文化基因已形成并不断完善，为在明清时期造就以漕运为核心的商业辉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大批淮安人走出家门闯世界，许多人正是继承了这种包容开放的文化传统，主动适应并融入各地多元文化背景，从而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新时期，淮安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科学总结和提炼历史精华，引领新时代淮安人的理想追求，提出了“包容天下、崛起江淮”的新淮安精神，必将成为天下淮安人拚搏进取的强大精神动力。作为淮安人精英群体的广大淮商更要率先垂范，继承和弘扬淮商包容天下的优良传统，奋发图强，成为淮安崛起江淮的主力军，开创淮商历史辉煌的新纪元。